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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律师和拘留所的两件事

来源:上海东来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18-11-22

如何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在羁押所内顺利地接见当事人,一直是律师们关注的问题。
    
     一个拘留中心,一个拘留嫌疑犯的地方,已经远离公众的视线很多年了。高墙内的环境是什么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中只有少数接触过它的人才能了解它。经常去不同的拘留中心会见当事人的刑事辩护律师,已经成为拘留中心最好的观察者之一。
    
     张佩红,一位十多年前在云南工作的著名律师,两年前开始在微博上发表文章。他回忆起自己所见过的看守所,画了一幅各种看守所的画。云南一些看守所的经历听起来既传奇又令人难以置信。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云南的看守人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大都会时报》的记者,张培红的前同事、还在云南工作的刑事辩护律师龚丽刚(音译)做了最好的补充。
    
     拘留所不同于监狱。这些地方关押着未决的罪犯。未决的罪犯是一群等待法庭判决是否有罪的人。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或她的具体刑期,但是在拘留中心的关押时间从几天到几年不等。监狱允许被拘留者的亲属访问,但拘留中心是绝对不允许的。
    
     龚立刚,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在云南工作多年,2010年去美国深造。去年他回来时,发现昆明市警卫人员发生了所有变化。他被拘留者通过视频看到监狱里的亲属,他发现2009的捉迷藏事件更严重地影响了云南拘留中心系统。事件发生后,云南大部分拘留所的状况明显改善。是昆明看守所越来越人性化管理的体现。
    
     十多年前,张培红在云南工作时,发现边疆地区毒品案件太多,死囚牢很常见,而且往往没有特别措施加以控制。桌上的乒乓球和三名犯人依次坐在桌子旁边的石墩上。
    
     十多年前,张培红在迪庆香格里拉县遇到了他所见过的管理最宽松的拘留所(当时也叫中甸)。他回忆说,这是一起几个年轻人杀害小偷的案件。他走到几个人面前。正在热身,说我是律师,想见面。然后一个男人站起来,为他办理了手续。然后他对其他正在燃烧的人大喊大叫。然后他站起来说:我是党。
    
     回想起来,张培红还记得当时他吓了一跳。聚会随他一起去了四间有漏风的房子。那是采访室。张佩红问年轻人一些问题。年轻人无法回答他们。他站起身,走到门口。他用藏语对着院子大喊大叫。然后我走到另一个人跟前,问我一件事。原来那个人是这个年轻人的兄弟,也是这个案件的主要罪犯。后来,这个年轻人的兄弟被判处死刑。
    
     龚丽刚在云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些偏远地区条件并不完善。在昆明这样的大城市,死刑拘留设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一审死刑在复审期间,会受到二审被拘留者的拘禁。在会议期间,警卫必须在离开前将其锁起来。
    
     昆明拘留中心的会议室过去用玻璃隔开。声音传播的效果很差。律师和客户谈话,有时他们需要对着对方大喊大叫。有时有太多的律师要见面,他们的声音互相干扰。他们只能等到他们旁边的律师喊完,然后喊他们自己。
    
     后来,为了方便说话的效果,看守所打开了玻璃上的洞,声音效果稍微好一点。省司法厅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并要求改善看守所的隔离设施。然而,看守所还是这样做的。属于公安系统,不属于司法部门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只能站在律师的立场上,建议将律师会议室中间的玻璃搬走,这就要求看守所避免监督和监视。屁股。
    
     根据国际惯例,不鼓励监测和监测。一般来说,警卫是允许看的,但不允许听的。然而,在我国,没有不允许听和监视的法规。
    
     后来,拘留所的会议室里的玻璃被一根细铁丝网代替了。但是律师透过带刺的铁丝网从外面看着那个人,觉得他的脸有点歪了。一些拘留所还是被电话取消了。律师通过玻璃或铁丝网,在完成笔录后,无法将文件交给委托人签字。龚立刚试图找卫兵帮忙,但是他总是有麻烦,不得不避免签合同。
    
     有些拘留中心需要在律师进去之前对他们进行搜查;有些律师使用在搜查时将会找到的金属名片,临时扣押,严格检查。但有些情况下,律师给客户香烟,甚至送汉堡包。
    
     在云南,不同的拘留中心有不同的程序和程序。律师法规定,律师只要持有律师的授权书、律师的证明书和律师执业证书,就可以直接到拘留中心面谈。不管理拘留中心。一些看守所将按照律师法的规定进行面谈。有的拘留中心直接拒绝律师采访,派律师到案件处理机构审批。
    
     昆明有一位律师因会见当事人的困难而提起诉讼。此后,昆明市公安局作出了统一调整。不需要律师到办案单位办理手续。只需要到分公司的法律部门申请,法律部门联系办案警察,但这个程序仍然没有简化。
    
     在云南,只有昆明有统一的规定,其他看守所的会议问题还不统一。律师在会见委托人之前,需要明确地了解在当地看守所的面试需要哪些程序,否则只能做出徒劳的旅行
    
     昆明周边县的许多拘留中心与女性犯罪嫌疑人没有关系。许多在这些地区犯罪的妇女被送到昆明拘留中心。例如,在金宁有一个案件,但是当嫌疑人被关在城市里时,办案人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了,律师们必须来回奔波相见。
    
     警察到拘留中心看嫌疑犯时,必须按照规定穿警服,必须有两个人陪同。但在实践中,律师经常看到警察看清当事人的情况。有时有四、五个同案犯,虽然有两个同案犯。警察联合起来,但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经常单独处理案件,最后警察会见了一个政党。
    
     律师经常发现有些记录很奇怪——警察同时记录不同的人。如果律师能指出来,这样的案件是无效的。然而,有经验的警官故意错开他们在记录本上签字的时间。
    
     在许多羁押所,律师会议室与公安部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在云南,设备更完善的羁押中心有3到4个律师会议室,但是也有许多警察裁判室。大多数时候,律师在里面等候。与客户见面。警卫们必须提醒律师,如果他们能快点。然而,此时,警方的问讯室基本上是空的。
    
     在2009起捉迷藏猫事件后,拘留中心对新拘留的人进行了严格的身体检查。身体上的任何伤害或疾病都应该清楚地记录。刑讯逼供很少在拘留所发生,而且更有可能在人们被关进拘留所之前发生。如果嫌疑人在拘留所里用酷刑逼供,他可以向警方报告。因此,为了维护他们的名誉,拘留中心会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在里面发生。
    
     张培红经常在一些看守所闻萝卜汤的味道,他认为这是因为萝卜容易洗,容易煮。
    
     在原来的看守所里,厕所就在睡床旁边,新来的人通常睡在厕所旁边。看守所的卫生设施经过多年的改善。龚列强曾经看到一个看守所建了一座新监狱,发现新监狱有相对隔离的浴室。
    
     龚亮刚回忆说,有一次,一个长得像个男人的男人看见他开始哭,告诉他里面的人怎么欺负他,让他在冬天洗个冷水澡,并要求他孝顺和尊重金钱。E看起来越来越好,感觉他在拘留中心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另一名涉嫌经济案件的嫌疑人,当他第一次见到龚立刚时,哭喊着要求律师保释他出庭受审。后来,凭借自己的医疗技能,他在拘留中心给人们进行医疗和注射,他的活动相对自由。许多人都奉承他,他的生活也过得很好,所以他没有在审判前撤回保释。最后,当这个人得知他即将被释放时,他平静地说,他必须尽快分享他的孝道。
    
     谈到看守所的食物,张培红经常闻到一些看守所的萝卜汤的味道,尤其是在环境太紧张的看守所。他认为这是因为萝卜容易洗,容易煮。他管理的最简单方法。
    
     一些行为端正的被拘留者,或者一些被判处一年以下监禁的被拘留者,可能会被叫来帮忙厨房,洗衣服,选择蔬菜,或者推车到每层楼去帮忙吃饭。
    
     一般来说,当一名嫌疑犯出庭时,他被法院的法警送到看守所。从拘留中心出来,嫌疑犯的监护任务交给了法警,并被一辆特殊的囚车护送。龚列刚说沙特有一个案子。警察要求嫌疑人辨认现场,并密谋逃逸。嫌疑人坐在警车(非专业监狱车)的后座,突然用手铐绑住司机的脖子,因为超速的警车突然失去控制,嫌疑人和博士艾弗在事故中丧生。
    
     在长期审理的案件中,不管被告如何,法院都不会审理案件。此时,他的家人需要帮他付餐费。如果家庭成员不在法庭,通常由律师或法官帮忙。
    
     十年前,张培红审理了一起拘留所送犯人护送委托人出庭的案件,当时在楚雄中级法院。上午审理结束时,法官对他说:带他回来,吃晚饭,下午回来。纪律严厉地挑战法官:我现在在哪里可以买到食物然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纪律、被告、家庭成员和律师坐在一起,点了一张大桌子,吃了一顿丰盛的饭。
    
     根据20年前修订的《拘留中心条例》,对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安排适当的劳动。
    
     早年,张佩红在昆明的一个拘留中心,在那里他看到被拘留者被安排挑选辛辣调料。大小越大,大小就越小。辣椒很辣,有些人很快就会流泪,严重的皮肤炎症和其他过敏反应。龚丽刚还看到在拘留所的人们安排剥核桃和剥种子。前段时间,龚去了一个地方。张力中心发现这个人正在灯泡上工作。
    
     虽然嫌疑犯在拘留所做轻体力劳动,但是工作量很大,因为他从早到晚都在做。有些人告诉律师他剥瓜子时肿了。
    
     龚列刚知道中美两国五年或六年前的人权对话每年都会提到劳动改造产品,龚在2010到美国学习。他翻阅了美国有关中国的研究书籍,发现美国对中国的看守所产品有详细的介绍,而国内民众却很难获得这些信息。
    
     一些拘留中心根本没有任何工作。被拘留者每天吃,睡,学习,放水。有些是强制性的或半强制性的,有配额、任务、奖励和惩罚。这取决于拘留所本身的财政状况。
    
     Liegang去看望他。当这个男人看到律师过来时,他问他家人的状况,孩子怎么样,他的妻子怎么样。龚发现这个男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邪恶。
    
     龚亮刚说,一般来说,死刑一审会尽量寻找一切有利于自己的线索,希望律师能在二审中帮忙。如果二审是死刑,当龚亮获得死刑判决的当事人时,他会去看有和解心情的当事人,告诉他今后的诉讼程序如何。首先,当事人要表现出诉状,而律师要详细解释。当当事人的情绪平静下来时,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我被困住了。对于以前这件事,现在我终于不再需要考虑了。
    
     与其他省份相比,云南省毒品走私案件频繁,贩毒者增多。龚发现许多贩毒者实际上并不邪恶。许多人被贫困诱惑走上贩毒的误区,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利昂,一个年轻女孩,冒着风险和贩卖毒品,帮助她的妹妹赚取学费。
    
     有一次,在昆明的一个拘留中心,张培红遇到了一个受伤的年轻人。张培红对这个人说了他自己的座右铭:没事的时候不要太大胆,出事的时候不要太胆小。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记住了。出狱后,他努力工作,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现在他是昆明的一名律师,张佩红和龚列刚接替了这起案件。后来,张和龚都成了他的朋友。
    
     遂江县羁押中心位于滇川金沙江交界处,张培红曾在那里处理过一起16岁男孩的谋杀案。第二起案件被送回重审后,张培红去看望他,发现这名少年是凶手。他比以前脸色更苍白了。当他在屋顶上工作时,他看见那个在监狱里冤枉他的警察,把一盆脏水往下扔。男孩因此被囚禁起来。
    
     有一次,一个女人的丈夫犯罪,她要求张培红为她的丈夫辩护。当这个男人被释放两年后,两个男人离婚了。但是男人的心情很平静。他告诉张培红:在我们内心深处,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奇怪。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心态下,更容易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而只是一个偶然的熟人。
    
     张佩红认为,当人们相互交往时,他们经常戴口罩。看守所是一个很容易暴露自己本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觉得只有律师才能和睦相处。基本上,他们不会隐藏或隐藏律师。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可能比一般的外部接触所建立的关系要好。
    
     昆明某派出所所长涉嫌受贿。他被拘留在一个和平的拘留中心。晚上,他被战俘殴打,差点丧命。
    
     拘留中心的一些人是糊涂的,糊涂的。其他人则非常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拘留所经常招募一些特殊群体,如官员、警察或法律专业人员。这些人进入时,情况很难预测。
    
     河南省平宇县法院原院长刘德山对媒体说,进入看守所后,很多人听说法官进来了,大家都来咨询意见,一家三兄弟因敲诈勒索上访被捕。大哥被判七年徒刑,二三兄弟分别被判三年徒刑。在刘看来,这个案子显然太过分了,但他叹息自己也处于绝望的境地,无能为力。
    
     在拘留所,曾经是官员和律师的人在心理上会显得更加不同,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对比。
    
     根据张培红以前在昆明办案的经验,他发现拘留所里最具歧视性的警察是警察。昆明某派出所长因受贿在和平拘留中心被捕。S做得很好,监狱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警察。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泄露了。结果,一天晚上,这名男子睡得很熟,突然被殴打,差点被杀。当张培红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换了看守所。跟他一起在监狱里的没有人承认他动了手,最后被关进了监狱。
    
     2000年,杜培武的非法案件在昆明引起轰动。杜培武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捕,张培红为他辩护。当时,该男子不在昆明,而是在楚秀管辖下的宜门县拘留中心。一到那里,这个人遇到了一个老人,一条他自己训练过的警犬。从那以后,直到他最终从试用期中释放出来,他才受到骚扰。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龚先生曾经办过一个案件,涉及一名警察,他也被关押在另一个地方,但是虽然他的同胞们知道他曾经是警察,但他并没有受到歧视。现在,随着分类管理的实施,腐败的官员已经减少了。受到额外歧视,甚至受伤是罕见的。
    
     多年来,巩俐钢一直觉得看守所里的人比较多。他认为,实际上很多人不需要关门。还有很多非暴力犯罪,比如公司的一般金融犯罪、非长期小偷等等。国际上对付它们的方式是给它们投保。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锁定了所有应该或不应该关闭的东西。
    
     龚丽刚说,从整体司法模式来看,中国的审前羁押现象非常严重。国际上审前羁押的数量要少得多。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羁押中心很少,主要是因为羁押中心遵循无罪推定原则,防止混淆。到达。一旦流产,国家将予以赔偿。在我国,我们有时会发现有些人被错误地监禁。为了避免国家赔偿,公安部门会犯错误。例如,有些人不需要判刑,但是已经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被判刑。一般来说,监禁的时间不会超过判刑时间。可供法院审理。
    
     2011年,龚某成员因销售非法制造发票进入拘留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避免处罚。但是该男子在拘留所已经关押了五个多月,最后被判处半年徒刑。过多的审前拘留将产生影响。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龚列刚叹了口气。
    
     对于普通人来说,申请国家赔偿是非常困难的。龚在律师生涯中,遇到了一个要求国家赔偿的案件。该党是宣威。经过多次撤回调查起诉,检察机关最终决定不起诉,经过一年半的许可,当事人决定不提起诉讼,申请国家赔偿,最后只收2万元。
    
     不起诉有几种类型,一是不提起诉讼,二是绝对不起诉,三是不提起诉讼。在这三类案件中,前两类案件被错误地结案,这就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发泄当事人被监禁,追查公共安全,在最终不起诉决定中,公安机关将采用相对不起诉条款,为了申请国家赔偿,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
    
     龚丽刚说,大多数当事人法律知识薄弱,不了解这三种情况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被锁上一段时间后,他们在身心上都很累。即使他们被错误地锁起来,他们也懒得说实话。他曾经举办过一次聚会,也就是说,一个没有嫌疑的案件被相对不起诉。他最初起草了赔偿材料,但检察机关为他做了工作,最后没能做到。
    
     当家庭成员向律师询问他们在拘留中心可以待多久时,律师很难回答问题。原则上,律师可以计算被监禁的时间。然而,在现实中,撤回调查的因素、移交案件的时间等经常发生。因此,拘留往往是律师们最难回答的问题。
    
     普通人或多或少都有被监禁者的邪恶形象。但是在经常与内部人打交道的律师看来,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不接触,自然不能执着。张佩红说:我们有着平常的心态。
    
     看守所是一个小社会。这是应得的,也是应得的。这与外界几乎是一样的。张培红不把他的客户看成是坏人,也不把他的律师工作看成是坏人的辩护。他可能真的有罪,但他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做了某些错误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是错的。他仍然爱他的家人和孩子。
    
     龚立刚认为,看守所是中国司法现状的一面镜子。看守所的条件良好,表明我国的刑事司法正在向前发展。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头。看守所使用是这个国家的人权的短板,这是多少国家形象可以交换广告。
    
     看守所的规制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三十年来没有改变,张培红指出,这些规定中有许多不符合时代的规定。例如,被拘留者在拘留所的规章中直接被称为囚犯,但这是不准确的。此外,公安机关是看守所的负责人,公安机关本身也是侦查机关,基本上属于无监督的自我控制。看守所的改革法律制度受到各种制度缺陷的影响。
    
     正如基层律师所看到的,拘留中心在细节管理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但重大改革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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